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出生堆积高峰并未如期到来，抚养孩子成本高让不少家庭缺乏生育二孩的动力。针对这个问题，有专家提出，应该加快抚养成本的社会化进程，降低家庭抚养成本。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对1977名18~35岁的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7.7%的受访青年认为生育二孩的成本高，77.2%的受访青年称孩子抚养成本会影响自己的生育决策。90.6%的受访青年认为生育二孩需要社会提供扶持，教育（75.6%）、医疗（67.9%）、住房（57.0%）被认为是最需要社会扶持的三个方面。63.5%的受访青年建议加快发展0~3岁幼保幼教公共服务机构。
受访青年中，80.3%的人有子女。一线城市的占35.3%，二线城市的占42.2%，三四线城市的占18.4%，城镇或县城的占3.5%，农村的占0.6%。男性占45.1%，女性占54.9%。
77.7%受访青年认为生育二孩成本高
在深圳某事业单位工作的薛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第二个孩子1岁7个月。薛敏认为生育二孩的成本比较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物质养育的费用，比如奶粉、尿片、衣物和食品等。老二现在吃的奶粉平均1个月花1000元，尿片大概要500元，食物之类的要400元；二是教育费用，孩子3岁以前买早教材料、参加早教培训班，平均一个月花费近500元；另外，家里请了保姆带小孩，一个月工资将近5000元”。
沈亮在北京某外企工作，他的孩子4岁了。“孩子生病多，虽然医保可以报销一部分，但还有一部分要自己承担。老人身体不太好，孩子小的时候还得请保姆来照看，一个月要花费3000元。现在大一点了，上幼儿园和兴趣班，一个月也要3000元，算上其他的生活花费，一个月要在孩子身上花四五千元”。
调查中，47.4%的受访青年称想生二孩，27.6%的受访青年不想，20.4%的受访青年回答不好说，4.6%的受访青年已经生了。77.7%的受访青年认为生育二孩的成本高，15.9%的受访青年觉得一般，3.4%的受访青年觉得不高，2.9%的受访青年回答不好说。
在北京某研究院工作的李伟（化名）家里有一个15个月的宝宝，他认为抚养孩子最主要的压力是看护成本和教育成本。“双职工家庭带孩子只能靠老人。老人不方便，就要请保姆。但是现在保姆水平参差不齐，父母们上班时提心吊胆。另外，两个孩子如果年龄间隔大也不好带。比如年龄大的孩子需要家长陪着课后辅导，年龄小的可能在一旁哇哇哭。两个孩子上学时间不一样的话，接送也是问题。另外，报一个每周都去的早教班，一年需要近3万元。现在都强调亲子关系的重要性，小孩子周六日需要父母带着去上早教班，这个没法让老人和保姆代替。所以周末家长也没法休息，很疲惫”。
调查显示，受访青年生育二孩的两个最大顾虑是日常照料所需的家庭人手不够（67.8%）和女性无法兼顾工作（64.1%）。其他还有：优质的教育资源少（56.6%）、住房成本高（43.5%）、怀孕和检查花费多（42.3%）以及医疗资源不充足（35.6%）等。
“当时妻子在北京某三甲医院建档，每次去孕检都排队等很长时间，有时候还得挂专家号。”李伟说，妻子孕检经常需要自己陪着去，要和单位请假，确实影响工作。“孩子生病的话就更麻烦，医院人太多”。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匡贤明指出，对一个家庭来说，抚养成本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经济发展水平所带来的抚养成本水平的提高，二是不同发展阶段抚养成本的结构变化。
他表示，抚养成本包括生存型支出和发展型支出，前者包括孕产妇怀孕、检测、生育成本以及抚养成本等，后者包括孩子的教育、医疗成本，甚至包括学区房等间接成本等。“与过去相比，我国家庭的抚养成本在结构上发生了很大变化，生存型成本的占比逐步下降，发展型成本占比不断提高，并且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家庭的生育决策，也影响了全社会的生育率”。
63.5%受访青年建议加快发展0~3岁幼保幼教公共服务机构
沈亮坦言，因为老人身体不好，孩子上幼儿园之前没人带，他们夫妻目前没办法养第二个孩子。
李伟说，由于害怕生活质量降低，他的很多同学都只要一个孩子。
调查中，77.2%的受访青年称抚养成本会影响自己的生育决策，13.3%的受访青年表示不会，9.6%的受访青年回答不好说。
“生养孩子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社会应该给予理解和支持。”薛敏认为，现在生育二孩非常需要社会提供支持。“比如完善公共场所母婴设施，方便家长带孩子出去，医院特别是社区诊所为小孩子提供更便利的医疗帮助，给家长提供更多获取早教知识的渠道”。
调查显示，90.6%的受访青年认为生育二孩需要社会提供扶持，其中，55.6%的受访青年觉得非常需要。教育（75.6%）、医疗（67.9%）和住房（57.0%）被认为是最需要社会扶持的三个方面，其他还有：女性职业发展（45.9%）、日常照料（41.0%）和孕产妇检查（29.9%）等。
“降低生育成本，不仅涉及单个家庭，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政策。”匡贤明表示，从各国经验看，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抚养成本的社会化是一个趋势，“比如北欧国家，政府不仅对妇女生育有较大补助，给予较长休假时间，而且一些国家还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免费。这大大降低了多孩家庭的支出。因此，从我国中长期人口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需要在现行社会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抚养成本的社会化进程，降低家庭抚养成本，尤其是发展型成本。”
要减轻家庭抚养孩子的负担，调查中，63.5%的受访青年建议加快发展0~3岁幼保幼教公共服务机构，55.4%的受访青年希望尽快按家庭征收个税，将部分抚养成本纳入个税抵扣项目，55.3%的受访青年呼吁大力发展学前教育，47.6%的受访青年建议减少3岁以下父母上班工时，不降低薪水，46.6%的受访青年建议发放儿童金，31.0%的受访青年建议加大对孕产妇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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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希望国家规范育儿嫂市场发展，对从业人员要有资质限制和专业培训，还要确保可追踪、可问责。他还希望城市为孩子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多建一些游乐场所、少年宫，这样可以让家长少给孩子报一些课外辅导班。“另外，多生一个孩子，孩子父母的健康状况也会受影响，可能的话，希望对二孩父母每年多给一次体检机会”。
匡贤明认为，要缓解年轻父母的“生育焦虑”，需要有切实的举措。“一要加快构建社会化的幼保幼教体系，建立健全的婴儿抚养体系，增加优质幼教服务供给，解决育龄家庭的后顾之忧。比如，采取保育院、托儿所等形式，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鼓励社会资本进入；二要加大财税支出结构调整，包括加大对育龄妇女的补助，加大财政方面的教育支出，推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化配置；三要加大二孩家庭的个税抵扣力度，比如，尽快按家庭征收个税，使部分抚养成本成为个税的抵扣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