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2016年首超3万亿元。在教育财政投入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对于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等问题，北大教授提醒称，要警惕教育“拉美化”现象，即在人口收入差距显著的社会中，大量中高等收入的家长可能逃离公共教育体系而在私立部门中寻求更高水准的服务，公立学校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逐渐成为低劣质量机构的“代名词”。
当下，我国的教育需求已逐步向提高教育质量、发展素质教育等内涵式发展实践转变。14日，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北大财政所”）所长、北京大学教授王蓉对澎湃新闻表示，如今，教育需求的核心矛盾已经转变为百姓对于更高质量、更加差异化的教育的需求超越了教育供给能力的问题。
教育财政制度建设进入新时代
10月末，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公布的《2016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201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首次超过3万亿元，占GDP比例连续5年保持在4%以上。统计表明，经费投入呈现从投资“物”转向投资“人”的趋势。
“简单来说，教育财政体制问题就是‘谁拿钱’的问题，教育财政机制问题对应的就是‘怎么拿钱’，而教育财政研究还涉及‘为什么拿钱’这一目标问题。”10月31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开展的一场“十九大”后中国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研讨会上，王蓉对教育财政体制机制改革政策研究中的概念界定作出了形象的介绍。
王蓉所在的北大财政所由财政部、教育部和北京大学于2005年共同设立，是我国第一所专门致力于教育财政研究的学术机构，主要承担政府部门委托的重大项目，组织大量前沿性的实证研究，服务于教育财政政策的制定。
11月14日，王蓉告诉澎湃新闻，近日她和北大财政所的同事将我国教育财政制度的建设划分为：改革开放至2005年、2005年至今以及今后三个时段进行分析，称之为1.0、2.0及3.0阶段。
在1.0时期，教育财政研究者总体认为，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是当时最核心的关切，加大对于义务教育的投入无疑成为当时的共识。
而到了2.0阶段，王蓉认为，我国的教育财政领域实现了三大关键性政策进展：第一，教育经费的投入维持了长达十余年的稳定增长，实现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第二，中央教育财政责任迅速扩大。第三，政府为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建设与完善教育财政体制机制的基本制度做出了大量努力。
在她看来，教育财政1.0和2.0时代最主要的命题是：制衡中国式分权下地方政府教育供给激励的不足，确保农村居民和低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机会。而当下，教育需求的核心矛盾已经转变为百姓对于更高质量、更加差异化的教育的需求超越了教育供给能力的问题。
教育的“拉丁美洲化”问题
来到教育财政3.0时代，教育财政的相关制度面临进一步调整与完善，更强调优化经费的使用效率和支出结构。而迎接新的时代命题就需要新的理念、新的规则。
一方面，教育财政面临的挑战体现在教育需求中出现的新形势。例如，2017年初，王蓉提出的教育“拉丁美洲化”问题，即在人口收入差距显著的社会中，大量中高等收入的家长可能逃离公共教育体系而在私立部门中寻求更高水准的服务，公立学校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逐渐成为低劣质量机构的“代名词”。
“如果社会中高层次教育的好学校传统上都是公立机构，如精英型的公立大学，且政府对这些机构采取高补贴或免费的政策，如巴西，这就会导致一种极端的、且是难以打破的教育不公平格局：社会的优势群体在私立中小学接受优质教育，从而得到优质低价的高等教育服务及其背后的高额的公共财政补贴；与此同时弱势群体接受着较低质量的基础教育服务，难以在获得精英性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中取胜。”她指出，“教育的拉丁美洲化”问题目前在我国不少城市的基础教育领域已经非常突出，更令人担忧的是，民办学校与公办初中的质量差距越拉越大，公办学校的劣势愈发明显。
另一方面，挑战来自教育供给出现的新业态。由于教育供给主体从实体学校转变为“实体学校+课外补习机构+虚拟化项目与机构+国际化供给”，教育财政政策的瞄准对象也应有所拓展。
2015年，北大财政所开始对教育类科技企业、课外补习机构、商业性培训机构和教育公司进行案例研究和调研，之后，又与西南财大合作进行了全国40000户的家庭入户教育财政调查，得出初步判断：当前关于我国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的数据统计可能出现误导性刻画。
“因为统计数据只包含了学生、家庭通过纳入统计体系的实体学校发生的教育支出，可能严重低估了家庭和其他社会成员没有通过实体学校发生的教育支出，例如校外教育的支出，因此基于这一统计所得到的‘教育投入的政府行为与民间行为不协调’的结论有可能是需要商榷的。”王蓉说。
义务教育学校财政制度将迎突破
此外，她还关注到，近年教育“内涵发展”中涉及到的课程体系改革、教育教学流程再造对教育财政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教育部财务司的支持下，2010年开始，北大财政所课题组先在浙江试点，随后在教育部财务司的支持下在中西部县区拓展进行“中小学教育费用功能分类课题”的相关研究。课题组通过收集学校财务支出记账凭证级别的数据，对每一张记账凭证进行重新的科目划分，测算出了各科的生均课程成本、各个课程群的生均成本以及学生规模与生均公用经费之间的关系。如今，该课题系统已经能够核算出一门音乐或体育课的生均成本，这将有利于教育“内涵发展”的进一步推广。
同时，她认为，2018年即将推行的《财政部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也将在教育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该项改革能够落地与顺利实施必须借助于类似上述课题这样的铺垫性、基础性研究。
她说，这项研究的目的之一还在于探讨在义务教育阶段实施生均综合定额拨款制度的可行性。目前各地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得到的政府投入可以分为人头费、公用经费和基础建设经费。如果在义务教育阶段也实施生均综合金额拨款（即按照学生人数，政府给予综合拨款，其打通了人头费和公用经费的成本核算模式），其背后的深层影响在于打破了现存的一些制度障碍。“只有财政制度先动了，‘加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的口号才能落到实处。校长无论是需要增减教师还是分配奖金，在用人制度上才会变得更加灵活。我认为这会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未来3到5年在制度上将面临突破的一个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