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就像一座围城。在许多人蜂拥而进的时候，于松选择跳出。
虽然在妇产医疗行业工作了近三十年，如今稳坐三甲医院妇产科副主任的位子。
但于松认为，去民营医院“多点执业”，她获得了更多。起码，她找到了“为患者提供更好医疗服务的平台”。
隐藏在内心多年的闯劲，终于破茧而出。
有人形容此举“将为医生多点执业添上新的一笔”，也有人说“人各有志，不必过度解读”。
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有很多人走出这一步。
但为什么又一次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这是因为于松丰富的个人经历和过硬的综合素质，以及北京近几年高端妇产民营医院的发展，触动了大家对于未来医改的新期望。
“如果医改能让医生得到更多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价值，那么解决的不仅是复杂的医患关系，还有整个大的医疗环境。”于松说，她是个追求医疗服务极致的人。
“我上岸了”
早上5点，一睁眼，于松就想到不少患者在等着她问诊，5分钟的简单整理就匆忙出了门，结果却迟到了——公立医院的医生大多是6点半上班，她忘了还有“早高峰”这回事，原本10分钟的路程堵了半小时。
做完一系列病案整理后，该出门诊了,她在更衣室披上工装，疾步走向门诊，门外已经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从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二点，问诊一个挨一个，于松坐在工位上寸步不离。
“不敢喝水，怕上厕所的工夫会耽误患者的问诊时间。”于松说。
在北京妇产医院一上午问诊七八十人，每个患者问诊时间仅有2-3分钟。
“有时怕问诊的不够详细，造成漏诊误诊，我常会多问一些问题，很少能在中午十二点前完成所有问诊工作。”于松无奈地讲道。
以于松的资历和技术，她的号很难挂到。多数患者会选择挂特需，或者找黄牛购买高价号。
“事实上，‘一号难求’、‘看病难’本质上都是优质医生资源的短缺。” 于松如实讲道。
我国新医改实施多年来，基本实现了医保全民覆盖。但随之带来的问题是,用全世界3%的医疗资源，解决了世界上1/5人口的医疗问题，中国医疗奇迹的背后，难掩不可持续的焦虑。
“现在大医院为了满足患者就诊需求，不断扩建规模，导致三甲医院越来越大。国外医生来到中国非常吃惊中国式的医院规模。”于松还给我们形象比喻：“我曾就职于吉林白求恩医科大学附属第二临床学院，人们形容吉林这个城市除了吉林大学就是吉大附属医院。但即便这么大规模仍然满足不了患者的就医需求。”
“破解这个难题，我国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和好的政策支持，医生多点执业就是其中之一，这样一来医生可以把一些病情不严重的普通病人带到基层医院，缓解患者就医难的问题，二来医生可以将三甲医院的规范诊疗技术传授给基层医院，提升基层医院的整体诊疗水平。”于松解释道。
就在9月初，于松正式加盟北京华府妇儿医院，开启了她在民营医院多点执业的第一步。
一双双眼睛在注目着她的动态，有不少人说于松“下海了”，她不这么认为：“我是在海里浸泡了近30年，上岸了。”
按照2009年卫生部下发的《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于松可以选择三家医院执业。多家医院纷纷抛来绣球，其中不乏高薪。但于松有她的考虑：多点职业的医院,一要有病房可以让她收治需要住院的病人，二得满足她继续科研的需求。
“来民营医院执业我有非常多的考量，最终选择在北京华府妇儿医院执业，是在我实实在在接触华府一年后的决定。” 于松说，“华府自成立以来，不断引进三甲医院高端人才，打造高品质医疗团队，提升诊疗及服务品质，以真正为客户解决问题、保驾护航为目标，这些都让我看到华府想做百年老院的决心，也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民营医院对医生的渴求。”
“多点执业，不可逆的历史潮流”
为什么不待在原来的医院，而选择来民营医院执业?
卫生部关于医师多点执业的尝试虽然打破了《执业医师法》“一个医生只能在一个注册医疗机构行医”的规定，但在实施过程中，仍有诸多阻力。获得原单位的同意是一难点，而另一方面，医生自己也懒得去走“公开化”的程序。
虽然现在很多公立医院也在改变，但于松觉得，这种改变来得不够彻底。
比如一切为了患者的理念。公立医院资源有限，无暇顾及多种人群的需求。特别是三甲医院一贯的老大哥心态——“不怕患者不来”，而民营医院以顾客至上为原则，以北京华府妇儿医院为例，前来就诊客户可专享一对一专属服务，从预约就诊到诊疗结束，华府为每一个客户配备掌握先进医疗技术的三甲医院专家的全程负责;
比如医院服务于患者的理念。一般来说,孕妈妈在医院拍彩超，都希望亲眼看到超声图像，而在大多数的公立医院，超声机都在影像科，由影像科医师提供检查报告，孕妈妈现场是看不到的。在北京华府妇儿医院，患者可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四维彩超图，并有专家给予耐心地讲解;
比如，提高医务劳动的价格。现在尴尬复杂的局面是，医院既要背负“公益化”的社会责任，又需要自己养活自己。在2010年二甲综合性医院经济运行状况报告会综述透露的数字显示，财政补助仅占二甲医院总支出的5.62%，其中48%的二甲医院的财政拨款占支出的比重低于2%。三甲医院的拨款同样不高，更广为业界认同的数字是，国家拨款占三级以上医院总支出的5%-8%，少数的几家能达到10%。过度医疗和粗糙医疗，无可奈何地成为“解决方法”。
……
于松甚至觉得，民营医院领域更可能是一块净土。
“在公立医院，你会发现一个悖论：越是贫穷的患者，花的医疗总费用越高。因为在病情早期，这类患者由于经济问题会拖延治疗，也容易被不良医疗机构欺骗。低价格会降低医疗质量，甚至造成一些并发症，最后反而让花费超过预想。民营医院的诊疗费较高，但不代表你看病的总体费用会上升。并且，民营医院的套餐价格都摆在明面上，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老客户还能时常享受到医院的各种优惠。除了透明的价格，在医疗服务品质上高端民营医院也十分考究。”于松接着说，“不少医生选择在环境好、薪酬高的民营医院多点执业，已是不可逆的历史潮流，但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主要原因是医院没有真正放开医生的手脚。我认为医院应该以开放的眼光，开放的心态，真正还医生自由，充分发挥医生治病救人的作用。”
“名医是主角，医院是平台”
“以前，我是为了99%的成功而努力，现在是为了避免1%的失败而努力。”于松说，“我在华府妇儿医院问诊过的患者中进行过回访：满意度达到100%，这让我非常欣慰!”
“不少同行对我说体制内和体制外对患者来说没有什么意义”，“这种模式虽然是医学者的追求，但对于没钱看病的人永远都不会走进私立医院那个门” 。但于松认为，这是理念问题。
“选择来北京华府妇儿医院，不仅因为它给了我一个展示的平台，而且就这个平台的魅力来看，目前，它能发挥我全心全意为患者高标准服务的责任以及作为一个教育者为华府培训高端人才的职责;在未来，以华府秉持“科教研”的办院方针”，相信在这里能发挥我更多的能力。”于松感言。
“我认为的高端医疗，与患者贫富无关。”于松解释自己对就医对象高端特性的理解，“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重视”，“对医疗质量挑剔和高标准的要求”，“不愿意接受低价低质的医疗服务”，“主动学习和了解相关医学知识”，“愿意并有能力支付与高端医疗相对应的费用”……
如今，在北京华府妇儿医院，于松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患者，把每次问诊人数控制在15-20人，以满足每一位患者高质量的诊疗需求。通过耐心问诊和细致检查，大大提升了问诊质量，同时保证了患者高标准的诊疗需求。这在原单位，是不可想象的。
于松认为，医改虽然在前行的路上，但她希望这个脚步可以再加快一点，比如让更多的医生通过多点执业来完成他们治病救人的职责，让更多的高端民营医院通过吸纳高端人才来解决看病难的问题，以高端医院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模式为试验田，推进我国医疗服务的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