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报道，多年前，重庆市巫山县双龙镇的马泮艳三姐妹被监护人卖作“童养媳”。其间，她多次出逃未果。今年，年仅28岁却已有一个14岁女儿的她起诉要求离婚，并希望追究“丈夫”在自己还是幼女时强奸自己的法律责任，却被派出所民警告知案件已过追诉期。
这一案件，引发了舆论热议。近日，保障被性侵儿童民事求偿权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相关专家提出，应延长性侵的追责时效。小孩遭遇性侵后，追责时效到底有多长？
性侵的追责时效过短
有专家指出，被发现的性侵案件只是冰山一角。原因在于，一方面很多孩子不了解性侵，另一方面受到恐吓之后，被性侵的孩子不愿意、不敢告诉家长。这就给对性侵者的追责带来难度，有的孩子甚至直到长大成人，才知道自己童年时曾被性侵。
中央财经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秘书长李轩表示，理论上，犯罪行为必须终身追究。事实上，对犯罪行为终身追究有很多困难。
在李轩看来，如果权利长期处于拖延状态不利于社会稳定：“第一，证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灭失；第二，如果对一个既往的犯罪行为终生追究的话，可能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
我国法律的时效制度涉及两个方面，刑事追诉时效和民事求偿时效。据参加研讨会的专家介绍，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的期限为5 年；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的期限为10年；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的期限为15年；法定最高刑为无期 徒刑、死刑的，追诉时效的期限为20年。如果20年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后，仍然可以追诉。
李轩介绍，民事诉讼的时效通常为2年，即民事权利受到损害后，应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2年内起诉或申请仲裁。
“否则即便法院受理，也有可能面临败诉的风险。”有法律人士对记者表示。
广西“百色性侵女童案”代理律师吴晖进一步解释：“如果性侵本身涉及刑事犯罪，被告人可能会判死刑的话，20年之内追诉他都可以。那么在追诉的时候，被害人有权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这个也超越了现在2年的诉讼时效。”
延长诉讼时效的几种设想
李轩认为，性侵案的民事索赔，其过短的诉讼时效已经不合时宜，无法充分保障当事人权利的实现。
有儿童保护人士担心，被性侵的儿童所处年龄阶段心智尚不成熟，过短的民事诉讼时效可能无法充分保障其权利的实现。
李轩引用了其他专家的观点：德国规定21岁算是成年，在此之前发生的性侵，无论是刑事追究还是民事索赔都从这个年龄开始计算。
“我个人的感觉，刑事追诉和民事诉讼时效都应该做立法上的调整。”李轩认为，一些在校大学生的心智还很不成熟，“我们能不能参照国际惯例，在法定18岁成年之后再追加3年，在这个基础上开始时效的计算。当然，这样操作起来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难题，包括调查取证”。
与李轩的思路不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秘书长王轶注意到，在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中，围绕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参与民法典编撰者都是持批评的意见，都是认为时效太短了。
王轶介绍：“目前有两种意见和主张，一种主张是把时间延长到3年，另一种主张是把时间延长到5年。”
在现行法律的范围内，性侵的案子还有办法延长诉讼时效吗？
“我觉得还是有的。”王轶举例说：“比如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止制度，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前6个月内，如果出现了一些法定的事由阻止权利的妥当行使，这个时候就发生诉讼时效期间中止的法律效力，等到中止的事由消除之后再恢复诉讼时效期。”
专家呼吁设立最低赔偿额度
研讨会上，一些专家呼吁设立最低赔偿额度。“因为立法或司法供给不足导致索赔千难万难，特别是调查取证难。”李轩坦言。
他进一步解释说，为了应对证据缺乏等问题，坚持两点建议，第一设立最低赔偿额度，第二设立定额赔偿额度。这样才能一定程度上缓解当事人寻求司法保护时，举证不足时不能给予保护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用好法律。”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庭副庭长张莹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应考虑把现有的法律用足用尽。有的法律规定适当做扩张解释，就能解决一些问题。”
还有法官认为：“最高人民法院能够作出更加给力的司法解释，作为裁判者才能用好法律，用法律的阳光保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李轩指出，对于被性侵儿童的保护还存在实践误区，有的律师在参与类似的性侵害案件时会遇到很多困难，地方政府怕这类案件影响地方声誉。
李轩直言：“我认为，针对这样的现象，无论是媒体还是律师、学者，都要从坚持维护儿童身心权益出发，防止产生实践误区。”
“我们希望共青团和妇联组织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更有作为。”李轩建议，下一步，不妨也赋予儿童保护组织公益诉讼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