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钱不如存人”——— 何洪坚持这种想法近20年。如今，他开始觉得这是“一种错误”。
何洪是四川省遂宁市蓬南镇三台村村民，1995年在上海打工时带回一个安徽女人，组建家庭。此后，一个又一个孩子出现在这个家庭。至2012年7月当地政府给何洪妻子安环节育前，两人已生养了11个孩子，被当地人称为“超生游击队”。更令当地人不解的是，何洪并未缴纳“超生罚款”，而且除了最后一个小孩给亲戚抱养外，其他孩子都上了户口。
诸多疑问背后，当地镇政府讲述着“工作的棘手”，乡邻毫不掩饰表达着“厌恶和排斥”，何洪与家人则感慨着“生活的孤独”。
“黑暗的陷阱”
老二今年17岁，称“姐姐刻意避开这里”，“过两年我也想出去闯，我想改变命运”
衣衫单薄，头发蓬松，满面污渍，笑容把污渍撑开。看到记者，何洪迎了上来，一群孩子跟在后面，打扮与其类似。
“叫老师。”何洪教他的孩子。
“老师。”孩子们异口同声。
“算了，还是叫叔叔吧。”何洪始终保持着微笑。
声音不再整齐，有的叫“叔叔”，有的仍叫着“老师”。
“叔叔这么远来，把叔叔带家里去坐坐。”话音未落，已有孩子顺着田埂，朝家跑去。
何洪的家位于遂宁市蓬南镇三台村一棵大黄角树下，一栋两层青砖楼，门口和屋内都堆满了衣服和杂物，碗筷、粮食、肥料等日用品夹杂其间。何洪说，这些大多都是捡来的废品。一家人每天就在这些废品间倒头睡去，醒来就近随便抓身衣服穿上。有当地村民表示，“他们的生活看起来乱七八糟。”
楼房两旁是垮得只剩石墙的偏屋，有的用来养猪，有的用来做饭。晴天，废品伞下的石灶尚能喷出火焰；到了雨天，一家人便只能吃着夹生饭或冷饭，睡觉的屋子也会积水淹脚。生人到访，家中的3条狗叫个不停，两只猫也偶尔“附和”。何洪一边呵斥它们，一边解释：它们也是捡来的。
何洪夫妻就在这个屋子里生养了11个孩子。综合夫妻俩的讲述和家庭户口簿资料，孩子是7女4男，包括2005年出生的一对龙凤胎。最大的是女儿，刚满18岁，已外出打工；最小的也是女儿，不满4岁，抱养给远方亲戚；另外9个孩子如今都在家中生活，有4人在上学。这些孩子因为长期营养不良，都比同龄人瘦小。
老二何君徽是个男孩，今年17岁，已辍学两年。他会熟络地跟着父亲招呼客人，并不断抛出“反腐”、“找工作”等社会话题避免冷场，谈吐间有超越同龄人的成熟。他描述，自己的家是“黑暗的陷阱”，生下来就困在这，找不到出路。“我姐姐就刻意避开这里，哪怕在外面租房子打工，也不想回来。”他顿了顿，叹气，接着讲，“过两年我也想出去闯，我想改变命运。”
老三何君芸是个女孩，今年16岁，正念初二。她话少，常常躲开热闹，站到远处。她说，自己成绩不好，在学校常有同学嘲笑，希望未来能把成绩搞好一点。
老四何君龙是个男孩，今年15岁，因与同学打架刚刚辍学。何洪说，老四出过车祸，脑子摔伤了，脾气不好，也不会与人沟通。他多是陪着一起笑，讲话咬字不清。
其他孩子均未懂事，在田野间追逐打闹，也在废品堆里翻着跟头。
“存钱不如存人”
何洪解释，“只要一个孩子出息了，一家人的命运就改变了，也能为国家多做贡献”
这个家庭的故事可追溯到1995年。
在上海打工的何洪把安徽女人张杏子带回家。那一年，何洪30岁，张杏子26岁。有村民反馈，张杏子患有间隙性精神病，是何洪从马路边捡回来的。何洪称妻子患病是真，但并非捡回，而是在打工过程中相识相恋。张杏子自称不知自己患病，只觉得偶尔头痛，她也表示自己与何洪在打工中相识。
没有摆酒，没有领结婚证，两人开始一起生活。1996年，大女儿出生。1998年，老二出生。1999年，老三落地。此后，家里的孩子越来越多。
何洪解释，之所以生这么多，是想用孩子改变家庭命运。“存钱不如存人，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份希望，只要一个孩子出息了，再带带兄弟姐妹，一家人的命运就改变了，也能为国家多做贡献。”
张杏子则觉得自己完全是被动的，“我们不是刻意要这么多娃儿，只是不懂避孕，怀上后就舍不得打掉，加上我老公是个赤脚医生，每次都自己接生，然后就越来越多了”。
为什么何洪夫妻能生下这么多孩子？“我们穷，交不起罚款，他们也就不管”。当地村民则称，主要因为当时何洪的大哥何学文任三台村党支部书记，讲了情面。三台村现任村主任唐朝才也如此认为。
“怎么可能！我对何洪比对谁都严厉。”何学文辩解称，当年对何洪计生的失败主要是他们夫妻不配合。“我那个兄弟媳妇有精神病，我兄弟又不讲道理，好多次硬绑都没效果，怕闹出人命。后来他们娃娃生多了，把村里人都得罪了，别人想当然就怪到我头上来，我也觉得委屈。”
蓬南镇一名副镇长针对此问题的回应与何学文类似，他表示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当初计生部门做了大量工作，有几次已经拉到医院手术台，何洪夫妻还是挣脱了。“那个女的是外省人，他们之前也没领结婚证，我们下去查他们就躲，监控起来确实麻烦”。
“政府也相当头痛”
镇政府多名负责人称“他动不动就拿县领导来压我们”，何洪则表示“很孤独，没人瞧得起我们”
“真的很不公平，他不但生了那么多，而且每个都上了户口，一家人还吃着国家低保”。提起何洪与他的家庭，三台村村民与相邻的上湾村村民都很排斥。
何洪家的户口簿显示，除最后一个孩子外，其他孩子确实都有户口。对此，当地村民和三台村村主任唐朝才给不出答案，而何洪本人给出的回答又与蓬南镇政府的讲述截然不同。
何洪说，这些孩子的户口都是临近上学时跑到政府各个部门“求出来的”，“我交不起罚款，但去多了，他们也觉得可怜，就给上了”。
蓬南镇政府一名副镇长则讲述，这些孩子的户口是在前些年一起上的，“当时何洪终于同意老婆安环(节育)，我们从以人为本出发，也就帮他办了”。镇政府材料显示，张杏子2012年7月安环节育。何洪家的户口簿登记日期则定格在2013年2月。
上户口一事的“两个版本”，只是这个家庭现实生活的一个缩影。
据村民讲述，何洪时常教唆孩子到村民家中或地里偷东西，“只要他们看得眼热，转眼就没了，所以村里人看到他们就关门”。南都记者采访期间，村民见到何家孩子就关门或躲开的场景也有出现。
蓬南镇上述副镇长对此的描述与村民一致，他称“政府也相当头痛”。该副镇长讲述，何洪“很无赖”，隔三差五就到镇政府要补贴，如不同意就到县里信访，“我们很多时候只能息事宁人”。来自蓬南镇民政办主任杨燕中的数据显示，何洪一家2006年开始就有8人享受低保，每月共880元；2014年临时救助2800元，2015年至今已救助500元；每到农忙时节，政府还帮其购买种子、肥料等；2014年3月县民政局还拨款帮其新建房子。杨燕中说：“我们最初的预算是4 .6万元，结果他不按规则，硬生生要了11万元补贴。你不给，他就闹，真是把政府给绑架了”。
蓬南镇政府多名负责人表示，经常受到何洪的骚扰，“他动不动就拿县领导来压我们，说跟他们很熟”。
然而，何洪夫妻和孩子却对自己的生活有另一种描述。针对村民的投诉，何洪形容是“扣的屎盆子”。“小孩子不懂事，到别人地里摘果子或玉米这种事确实有，但我从没教唆他们，我还时常因此打他们。结果村里出了什么事都往我们身上推，都往我们身上骂”。何洪多个小孩也说，父母不让他们去偷人家东西，饿了会去路边摘野橘子吃。
何洪承认接受了政府的救助，但他不承认是自己“闹的”，而是“一次次求来的”。对于新建房屋的款项，他称是向政府借了3万多元，其余的钱是向亲戚朋友凑的。
“生活在这里真的很孤独，没有人瞧得起我们”，何洪说，好多次想举家搬走，但走投无路。如今，他渐渐觉得当初“存钱不如存人”的想法是错的，但到了这步田地，又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一阵刺耳的哭声打断了何洪的讲述——— 老七和老五玩牌出现争执，打起架来。何洪和老二赶紧跑去劝阻。此时，家里最小的孩子已倒在屋门口熟睡，其他孩子默默守在母亲张杏子身边。张杏子往灶里添着柴火，连说了两句：
“这辈子命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