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8日，一把水果刀刺入王唯鑫体内6厘米。这6厘米把一个活蹦乱跳的男孩变成离开轮椅就寸步难行的患者，其诊断结果是“脊髓横断伤并截瘫”，法医鉴定为重伤。
近一年的时间，没人在孩子面前提及那惨痛的瞬间，但有一天，他突然问妈妈：“那个阿姨为什么要砍我？她怎么不砍我的脸呢？她要是砍我的脸，我还可以走路。”
妈妈李明花愣住了，没有人能回答孩子的问题。砍人者马某，40岁，被鉴定为间歇性精神障碍，已被警方刑拘，其家属至今未出现。
根据媒体报道粗略统计，2014年，广州一共发生9起肇事方为疑似精神病患者的案件。所有被精神病患者恶性伤害的人都无从得知———为什么是我？更无解的是，受害者在被害之后往往陷入无从索赔的困局。
陌生人的刀
2014年4月18日，6岁的王唯鑫站在电器店门口舔雪糕。搞促销的电器店音响开得特别大。
“王唯鑫，快跑！快跑啊！”
站在他对面的小伙伴小怡(化名)大喊，他没听见。他舔着嘴边的雪糕印。
一只纤细的手抓住他的右肩，一把红色柄的水果刀插入他的左后背。矮小的他跪倒在地。
水果刀拔出后，又插进他的胸骨，他扑倒在地。
“血像水龙头一样喷出来”，附近档口的目击者看到了事发过程。
视频监控显示，2014年4月18日晚6时35分27秒，一名白衣女子进入番禺区建业路33号至37号的监控范围。她独自走向玩耍的孩子们。22秒后，惨剧发生。电器店的伙计赶紧去找孩子的家长。
附近五金店的王少洪听见喊声：“你家小孩被人捅了！”
在五金店二楼洗菜的母亲李明花听到喊叫，探出头，想确认对方说的是不是自己的大儿子，仔细一看，丈夫已经跑出去了。
她慌忙招呼公婆看好另外两个孩子，边把湿答答的手往衣服上擦，边冲下楼。
一摊血迹。
周围的街坊都出来了，他们围着那摊血迹和一个衣着休闲整洁的陌生女人。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李明花，这个女人捅了她的儿子。
李明花歇斯底里地冲上去，一顿狂打乱踹：“你为什么捅我儿子，为什么捅我儿子……”
街坊们拉住这位失控的母亲，陌生女子平静地看着她：“我不知道，我心情不好，把我抓起来吧。”
精神病患者
王少洪拦下一辆摩的，把孩子送到了番禺中心医院急诊室。晚上10点，王少洪收到了医院的术前通知书，医生明确通知王少洪，凶器插入伤者体内6厘米，直接伤及大动脉，手术存在风险，需要剖腹从正面进行，在检查完后才能取出刀子。
他所能做的就是配合和恳求。
“我跟老公都求医生，一定要帮帮我小孩，他还那么小……”李明花的眼泪没有停过。
4月20日，媒体公布了警方通报：经初步调查，嫌疑人马某，女，40岁，广西南宁人，无固定职业，平时以做散工为生，其与受伤小孩王某(男，6岁，广东惠来人)及其家人并不认识。
记者日前从番禺警方了解到，事发时，马某已经被鉴定为有精神障碍，需要负限定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番禺警方已将该女子刑拘，现在正在等待法院判决。
“真是一点都看不出来，走在街上没人会以为她有精神病。”小怡的阿姨一阵唏嘘。那件事发生后，至少有半个月的时间，她们不允许小怡到街上玩。
一入夜，街上就冷清起来，不见孩子嬉戏。
2号房的礼物
2015年1月9日，王唯鑫坐在轮椅上，打开床头柜找吃的。
“妈妈，你把饼干放在哪里了？”在医院的康复科23号床呆了快一年，他对这里早已熟悉。找到饼干后，他滑动轮椅到电视机前打开电视，动画片还没有开始。他扭过头，笑嘻嘻地看着李明花：“妈妈，我要去2号房玩。”
李明花想上前帮他转弯，被拒绝了。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他熟练地滑动轮椅转身，快速地离开病房，朝2号房奔去，“去玩咯。”
王唯鑫脸上的笑容似乎回来了。
时间拉回到9个月前，2014年4月，他从IC U病房醒来后找妈妈，看到妈妈后只说了一句话：“为什么我的手这么白？”
李明花不敢哭、不敢问，只有含糊地说，很快就不白了。
“他刚开始很抗拒见到陌生人，一定要妈妈抱。不说话，也不理人。”社工生哥(化名)得知王唯鑫的事情后，开始对他进行两周一次的心理疏导。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话渐渐多了。
现在，王唯鑫在医院有许多朋友。他喜欢穿梭在不同的病房，看看有没有好玩的。就连医院的办公室，他也能自顾自地呆上一阵子。
别的病房的家属一见到他，就自然地打招呼：“你来了？”
做保洁的阿姨看见他，拿抹布轻轻拍他的腿：“又出来晃了。”
李明花常常上个厕所出来就找不到他。一溜烟，不见人影。但总有人给她指路，你儿子往哪儿走了。
2号房是他最喜欢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一个做幼师出身的阿姨，她能让王唯鑫在医院找到原本属于他的学习和生活。
每次从2号房回来，他手里就要多一个小玩意儿。有时候是一只毛茸茸的小球，有时候是一张立体贺卡，有时候是一架纸折飞机。
等我好了……
王唯鑫平常都是嘻嘻哈哈的，最近一次发脾气是一个月前。王少洪给他买了一个新玩具，玩具不小心掉到地上，他叫爸爸捡。王少洪没留意。
他愤怒了，他拍着床，狠狠的。
“要是需要用到脚，又用不了，他就会发脾气。”
为了防止肌肉萎缩，促进血液循环，李明花带着安上大腿支架的儿子学走路。
他从2014年10月份开始学走路。腰部以下，没有知觉，要走路，只能靠腰部力量带动双腿。
带他走路的人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感受。李明花认识了一个暴躁的儿子。
“发脾气，摔东西，大喊大叫。我就问他，你想不想好？”
事实上，李明花并没有把握。医生曾对她说，孩子能坐起来，已经算是奇迹了。如果是成年人受了这样的伤，通常只能在床上躺一辈子。
上周六，从医院回到家，李明花让他自己练习走路。尽管隔着羽绒服，还是能看出，每前进一步，他的腰都扭得厉害。从自家的五金店走到一墙之隔的隔壁档口，他用了近10分钟。
隔壁哥哥在打游戏，他在档口门前看着，游戏声吸引着他，他想进去，但他面前有两级无法跨越的台阶。
他沉默了，愣了会儿，回头喊爸爸：“我想去看哥哥打游戏。”
一位街坊路过：“哎哟，这不就是上次那个小孩吗？可以走路了？还不错嘛。”
父亲王少洪尴尬地笑笑，迎合这并无恶意的奉承。
那天晚上的事情，一直是家里人的心结，没有人主动在王唯鑫面前提起。
只有一次，他突然问李明花：“妈妈，那个阿姨为什么要砍我？她怎么不砍我的脸呢？她要是砍我的脸，我还可以走路。”
李明花愣住了，隔了好一会儿才回答：“没事的，你以后还能走的。”
除了行动不便，王唯鑫曾一度大小便失禁。即使是现在，他肚子疼，就必须马上大便，一刻都不能等。小便，通常尿在纸尿布里。大致摸索到孩子小便的规律后，李明花会按时帮他排尿。
医院康复科的杨宇洪医生表示：“以目前的情况看，孩子将来经过训练可以控制大小便，但是痊愈的几率很低。”这意味着，王唯鑫极有可能一辈子都将戴着大腿支架，艰难步行。
王唯鑫的口头禅是，“等我好了我要去上学”、“等我好了我要去游乐场”、“等我好了我要去北京”。
谁来负责？
行动不便的王唯鑫无形中与曾经的小伙伴渐行渐远。原来，他是家里的“野孩子”，除了吃饭，其他时间都在外面和伙伴们玩。现在，他的伙伴成了游戏，手机上的、电脑上的。就连他最好的朋友小怡，来找他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她交了不少新朋友，在街上玩闹。
李明花在孩子出事之前，正准备给他报名上小学，现如今，她不知道有没有学校愿意收留他。
一年多来，王唯鑫的治疗费用约23万。去年9月，王少洪向番禺区法律援助处申请了法律援助，希望能通过司法途径获取赔偿。
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黄彪律师说，对于没有自控能力的精神病人，受害者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追责精神病监护人的民事责任，如赔偿伤者损失等。
但现实情况是，精神病患者恶性伤人后，往往陷入索赔困局。
法援处指派的曾律师称：“我向派出所打听过，马某来广州打工很多年了，来广州就没有跟家里人联系了，根本找不到家属。”她补充说：“没有任何具体的规定，哪一个部门该对这些被害者负有责任。”
黄彪律师则称，倘若伤人者没有监护人且已经丧失劳动能力，无法对伤者进行赔偿，面对如今窘境，伤者只能通过社会互助群体，如妇联或民政局等去寻求帮助。
据警方通报及媒体报道粗略统计，2014年，广州一共发生9起肇事方为疑似精神病患者的案件。
资料显示，广东省从2010年开始对重性精神病患进行登记在册、随访管理。2014年10月份，广东省人民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公布，广东省共有在册重度精神病患者48万人，其中广州登记4.8万人。广东省重性精神病患的检出率达到4.67‰，为全国之首。但广东省范围内2012—2014年精神病患引发的恶性事件中，只有1例属登记在册患者引发。
在现实情况中，由于家属顾及隐私、邻里交际缺乏、流动人口较多等原因，仍然有大量精神病患者游离在管理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