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丘北全县7成幼儿园无许可证,都是民办园;三年前已制定民办园帮扶政策,但一条未执行
之后近10天,有关毒案原因的猜测不绝于耳,知情人士称与幼儿园竞争有关,但警方至今还没有定论。
因竞争而投毒?
3月19日下午3点,4岁的杨梓艺和周煜琳倒在了地上,而后又有5个孩子口吐白沫倒了下去,更多的孩子则出现抽搐、肚痛、呕吐。
除了救护车,10多辆私家车和摩托车也加入救护孩子的行列。
但杨梓艺的手在救护车上就松摊下来。她是死者之一。
毒鼠强是如何进入佳佳幼儿园的?有知情人士称,毒案可能与幼儿园竞争有关。毒案发生后三天,警方带走了喜洋洋幼儿园园长何小存的父亲协助调查,近48小时后何父返家。仅隔了一天,何小存连同其父母和哥哥都被带走,至今未归。
知情人透露,警方反复搜查了何家,包括他家周围的垃圾。
关停“后遗症”
3月27日下午一点多,平龙村田地里,周梅一边劳作,一边盯着在旁边的河沟旁玩耍的4岁的儿子。
3月20日,毒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丘北县教育局向佳佳幼儿园下发了一纸“幼儿园停办通知书”。这张巴掌大的通知书上注明,佳佳幼儿园至今未办理任何手续,依据《云南省民办教育条例》等规定,自即日起停止办园。喜洋洋幼儿园也在这天收到了停办通知书。
县教育局官员透露,这两所幼儿园“可能不会再恢复办园了。”这意味着平龙村的孩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只能在村道上疯跑,或跟家人上山干活。附近镇上的幼儿园距平龙村都有20来公里山路,需家长接送,许多家长力所不及。
对此周梅十分难过。她和丈夫依靠移栽树苗为生。将树苗从地里移到土袋子里,从早上7点多干到晚上,周梅能装10000个土袋,装一袋土1分5厘,可以赚150元。周梅把儿子送入幼儿园,为了让他从小受到和城里孩子相似的教育,“将来起码不用像我一样受这种苦。”
县教育局官员称,戈寒新街幼儿园与平龙村的幼儿园都是由戈寒中心校(撤点并校后,各乡镇设立一个中心校,负责监管本乡镇其他小学、幼儿园、学前班)监管的,中心校可能出于安全考虑叫停了戈寒新街幼儿园。目前丘北县所有无证幼儿园都要补办许可证,并提交筹设期申请。
戈寒新街幼儿园是何永仙于2010年在家里开办的,每个孩子每月收230元,管两顿饭。3月24日被通知停课时,这里有50来个孩子。
“不支持,不反对”
无许可证如何能开办幼儿园?据新京报记者调查,佳佳幼儿园在开办时曾找过丘北县教育部门,试图办理办学许可证,但未获批。丘北县教育局副局长马跃证实,佳佳幼儿园负责人黄永机的确找过教育局,但由于场地面积、功能教室设置、安全卫生等办学条件未达标,许可证办不下来。
喜洋洋幼儿园园长何小存说,他开办幼儿园前,也找过教育主管部门,对方的说法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喜洋洋招生两个学期来,教育局、乡镇中心校、派出所等多个部门至少来查看过七八次,但没有人让他停办。他接送学生的面包车没有办校车证,同样没人管。
马跃对此解释称,民办教育有个筹设期,一般是一到三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教育机构在筹设期内,既没规定可以招生办学,也没有禁止。“政策并不明晰,教育主管部门也就未取缔。”
但《云南省民办教育条例》规定民办教育机构未取得办学许可证,不得招生和开展任何形式的教育教学活动。
马跃说,无论民办幼儿园是否到教育主管部门提交筹设申请,只要教育局发现,都会监管,监管的常规工作由各乡镇中心校负责。
3月27日,双龙营镇中心校的负责人面对县教育局官员时说,中心校有责任监管有资质的幼儿园,但对于没有资质的,中心校也就是每学期的开头和结尾去看看而已。
吸引民资计划落空
记者采访的多个民办村幼儿园,大都面临着资金、师资、校舍、班车方面的困难。
同村的喜洋洋幼儿园,负责教课的何小存和他的嫂子都是初中学历,既无教师资格证,也无幼教教育经历。
从毒案发生至今,丘北县的多名官员一直强调,丘北是国家贫困县,财政资金有限。但2006年前后,教育局采取了“民办公助”形式扶持民办幼儿园发展:民办幼儿园建园后,教育局派若干公办教师来任教,并由县财政承担这些教师的工资。
2011年,《丘北县学前教育3年行动计划工作实施方案》专门提到,从2011年至2013年,政府积极动员社会力量捐资助学或兴办学前教育,争取3年内吸纳社会资金2000万元。此外,积极动员干部群众无偿提供学前教育建设用地,落实相关税费减免政策,降低投资成本,采取多种方式吸引民间资金5000万元办园等。
丘北县教育局副局长马跃和基础教育股股长杨忠文介绍,就在毒案发生前两周,经过半年调研,一名副县长主持形成了有关丘北县幼儿园的管理规定和鼓励扶持民办幼儿教育发展的文件,涉及给予民办幼儿园多项优惠政策,“正报批,毒案就来了。”
“我们有点冤。”马跃说。
但对于三年规划所列举的多项帮扶民办学前教育方案的落实情况,新京报记者逐条向丘北县教育局核实时,马跃和杨忠文对视了一眼说,里面的各条基本都没实现。“这只是个规划。这些年,财政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基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