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广西玉林市兴业县大平山镇南村算不上一个贫穷、闭塞的村庄。从玉林市区出发，往西北方向一路行驶约30公里就到了：在平原中拔地而起的丘陵，“俯瞰”着村庄高矮不一的屋舍，一条缓缓流淌的溪流从村前绕过，与之相连的，就是薄雾弥漫的田野。
年近岁末，这个有着2300多口人的村庄，在冬日和煦的阳光照射下，老人们背着手慢慢踱步，妇女抱着孩子溜达串门，黄狗卧在村道上，放学后的孩子三三两两一路嬉戏。
就是在这个宁静的村庄，一个留守女童，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遭到村里多名中老年人性侵。愤怒的父亲发现真相并报警后，司法介入，最终10人被判刑。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不是一个罪恶被制止、坏人遭惩治的故事，反而是女童及其家人遭受了村民的“敌视”，“都是她，把那些老人送到了牢里。”
“爷爷辈”施害者
广西玉林市兴业县大平山镇南村，一个留守女童，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遭到村里多名中老年人性侵。性侵的事实，最终因法院的判决而得以确认。兴业县人民法院分三批审判：2013年10月14日判1人猥亵罪，刑期2年6个月；4天后，3人因强奸罪获刑9年、7年、7年；11月27日，另6人一同以强奸罪获刑。
宣判后，只有1人提起上诉。他并没有否认与幼女间有身体接触，但他认为自己不是主动的，而且认为量刑过重。
10人性侵的是同一个女孩小雨（化名）。她2000年3月出生，受害时还是一名小学生。施害者获刑时，年纪最大的76岁，最小的也有44岁了。
在小雨的叙述中，强奸过她的至少有18人，其中15人是她同村的长辈—大部分是爷爷辈。在持续2年的时间里，每人平均性侵三四次。最多的一个，60岁的陈美光，法院认定达15次。
第一次性侵发生在2011年，当时小雨只有11岁，而施害者黄延来已经74岁了。那是4月份，春季放农忙假的最后一天，“瘦瘦小小的小雨，跟着奶奶去山岭间的田里插秧，后来小雨自己一个人去捡田螺，捡着捡着，她就离奶奶越来越远了。”
噩运在此时降临，“正在山岭脚下砍竹笋”的黄延来发现了孤身一人的小雨。她成了“猎物”。“强奸时，身旁放有一把砍竹笋用的那种铁的长钩刀。”
这些情节是家人根据小雨的回忆整理出来的，家属试图弄清楚罪恶是如何一步步发生的，为什么会卷入这么多人。法院的判决书则要简单得多，只有对单一犯罪事实的认定。
法院的认定与小雨的陈述也存在出入。根据判决书，黄延来犯罪的时间是在2011年10月的一天中午。这个时间点，让黄延来的强奸顺序至少排在了72岁的周振成和60岁的陈美光之后。而小雨则坚称，黄延来才是第一个施害者。
黄延来得逞后，开始把小雨介绍给其他人。在小雨放学的路上，黄延来嬉笑着把小雨指给别人看：“就是这个，很容易就可以让她干那事。”
他所说的“很容易”，是指每次性侵完之后，给小雨15元或20元不等的零花钱，让她不要声张。按照小雨的讲述，后来黄延来甚至发展到叫人到她家来强奸她。
经由黄延来的“介绍”，参与性侵的人数越来越多，就像滚雪球一样。除了黄延来，周振成和陈美光也成了介绍人，陈美光甚至有叫来人后，两人一起轮奸的情节。
据小雨回忆，黄延来第一次把陈美光拉来的时候，陈美光还说，“孩子这么小，快放了人家”，并未实施性侵。但是之后，陈美光也“沦陷”了，并成为强奸次数最多的人。
被拉进来的人群中，只有一个人守住了底线，未曾参与性侵。据小雨陈述，陈美光还喊过一个傻子来，但是那个傻子“连碰都不敢碰”她。
面带愤怒的同情者
南村的村干部和南村小学的老师认为，性侵是隐秘进行的，除了涉案人员，外人难以知晓。南村小学一位李姓老师说，村民应该不知情，“如果外人知情，我想应该不会发生那么长时间了。”
李老师说，在小雨就读的两年时间里，小雨的“死党”从来没有向老师透露过半点风声，而“小孩子的心态，是有什么情况都喜欢跟老师汇报的”。
然而，只要到村里随便走一走，就会发现所谓“不知情”的说法，显得有点站不住脚。
2013年12月31日下午，在离小雨家门口十多米远的马路上，记者采访小雨的爷爷、奶奶以及叔公时，须发已白的叔公声音激越地表达着自己的愤怒，原本寂静的一角，引来了几个村妇围观。在墙角，一个背着孩子的妇女静听了半晌，似乎是不同意这位叔公的说法，她向记者勾了一下手，然后转身离去。
记者随后跟着她，走出一条狭窄的巷道，已经有三四位妇女站在那里。“你是记者是吧？你千万不要只听他们一家人的，事情根本就不是那样子的，”一位皮肤黝黑、年近五旬的妇女有些激动，“你不信可以到村里随便去问一问。”
“那真相是怎样的呢？”记者问。几个女人相互看了一眼，有人忍不住笑出声来，带着不好意思讲出口的羞涩表情，然后迅速用眼神“投票”，推出一位代表。
被“推出来”的妇女沉默了一下，表情严肃，带着愤怒：“都是那个小女孩主动的，去到人家老人屋里，‘你有钱吧，要不要啦？’‘30块都没有吗？’就这样的，都是她，把那些老人送到了牢里。”
“是啊，是啊，就是这样的，老人都是让她给害的。”背着孩子的妇女同声附和，用手指给记者看黄延来的住处—屋子隔着村道数米，离小雨家也不过百来米远。76岁的黄延来是村里的五保老人，按照村支书的说法，“那些老人从来都没有做过犯法的事情。”
这或许也是老人们被判坐牢后引起村民同情的原因之一。在记者问到“你们有没有想过，那只是一个孩子”时，围在边上的村民沉默了一下，随即有人反驳：“知道要钱，就不是孩子了。”或许觉得不妥，又补充道：“都怪老人不懂法，没满18岁，是吧？”
传统又现代的村庄
南村在兴业县算得上是个中等规模的村庄，它在“现代化”建设上已经颇为可观。靠着在广东等地打工的收入，村子里已经兴建起不少三四层的新楼，阳光照射下，新安装的铝合金门窗闪闪发亮。村子的道路都已修好了，东西两侧的广场，各修了一个篮球场。自来水也通向了每家每户。从外观上，村民的生活在积极向城市生活靠拢。
在传统的修复方面，南村也在积极进行。进入村口，必须要钻过一座高耸的牌坊，那是村民集资兴建的，牌坊是南村的“龙门”，代表村民精神世界一角的，是“龙门”左右两侧镌刻的“富贵”和“荣华”。
村里曾有一座庙，在上个世纪60年代被“红卫兵”破四旧给拆掉了，到了90年代，村民重建后，又被政府拆了。这一次，村子里到处张贴着捐款者的名单，有人出面再次集资，计划将庙宇重建起来。
这个行走在传统与现代边缘的村庄，在面对女童被性侵这件事情上，似乎有着与外人不太一样的观念。在村民眼中，老人性侵后给了钱，也没有遇到激烈的反抗，女童就不值得同情。
即使是小雨的父亲庞玉强，也没有清晰的权利观念。遇到村民称“你女儿是在卖”时，他还是会一时语塞，嗫嚅一下，“他们说是卖哦，哪有30块来卖的？”他自问自答地辩驳。
庞玉强的家在村子的最后面，紧挨着山坡，这一片就像村里的贫民区，房子老旧，还留存有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低矮的泥土房。
3间红砖房，中间是堂屋，供着祖先的牌位，面前摆放着六个空的铜酒杯。堂屋的两侧各有一间十来个平米的卧室，分别摆放两张床，黑黢黢的，凌乱不堪—这样一栋房里，住着10口人，庞玉强一家5口、弟弟一家5口。
10米开外，就是庞玉强父母的住所，是那种破旧的泥土屋，幽暗潮湿，空间逼仄，出门就是邻居家那一面青砖砌成的墙壁。
因为贫穷，庞玉强和弟弟都带着老婆在广东打工，他的孩子和弟弟的孩子一道，留在了家里给父母来照顾。但老人也有自己的麻烦，庞玉强的父亲12年前出车祸，双腿残疾，只有拄着双拐才能勉强走路。照顾留在家里的几个孩子，老人明显精力不够。
正是这个残疾的老人，在村子里有着紧张的人际关系。在南村，人均只有7分田，在靠地吃饭的时代，村民间因为田地纠纷而关系紧张。庞玉强说，父亲确实因此与村民发生过矛盾，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村民们说，“他们家的两个老人好凶的，谁敢跟他们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愿意惹麻烦？”
村庄里的“高墙”
2013年一整年，42岁的庞玉强都在为女儿的事情奔走，他希望惩治那些施害者。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通过报警、网上申诉等途径，法院最终宣判后，等待庞玉强的却是“歧视、愤怒”等情绪筑成的一道“高墙”，将他们一家隔绝在村民之外。
这道“高墙”看似无形，却让庞玉强碰得“鼻青脸肿”。他所能做的，就是把女儿送到亲戚家读书、生活。而他自己，在出门时装作没事人一样，从那些熟悉的“陌生人”中间快速穿过，回到家后，就躲着，一整天都不出门。
据庞玉强介绍，自从报警之后，自己在村子里就没有了朋友，没有人可说话。他擅长泥水活儿，原来好多人找他去帮忙，但2013年一整年呆在家里，再也没有人上门了。“谁还理你啊？”庞玉强说。
更严重的是，如果小雨单独出现在公共场合，就会面对村里的许多风言风语，说她“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别人买的”之类。
在报案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庞玉强坚持送女儿去上学，这样别人就不敢指指点点。村民们都知道，在发现女儿遭遇性侵的事实后，这个中年男人曾操着刀，要去砍死黄延来、周振成和陈美光等。只是家属的劝阻，最终让他放下了刀，选择了法律武器。
南村村委会干部也承认村庄里确实存在着“歧视”。一位村干部告诉记者，“她（小雨）去同学家玩，都会被同学的父母从家里赶出去，不让她进家门。”
这些隐形的伤害，庞玉强和家人只能默默承受，对这个村庄的人心，他无能为力。
在这样的环境中，未成年女孩小雨的人生还要负重前行。似乎是为了弥补对孩子的愧疚，庞玉强决定，2014年，让老婆一个人出去打工，他自己就留在家里看着孩子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