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22时10分，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黄河大堤旁的一个村庄，一岁大的小星(化名)在他伯母的怀中哭喊着“要妈妈抱”。然而听到的只有伯母“妈妈很快就会回来了”的回答，竟然她也并不知道小星的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就在几分钟前，小星的妈妈李某因为涉嫌拐卖儿童被中牟县警方带走。
5万元买1月大男婴
若非偶尔经过的车辆，夜色笼罩下的黄河大堤旁的这个村庄，所能听到只有此起彼伏的虫鸣与微风掠过树梢时的轻吟。但这个夜晚并不平静。
22时整，随着指挥部的一声令下，抓捕小组民警迅速对李某家进行了围堵。将已经入睡的李某叫醒并对其身份进行了确认，整个行动仅花费不到10分钟。
在李某被警方带离之前，她将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了住在隔壁的嫂子照看，并以天冷为由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
“说天冷只是借口，收拾衣服这个举动充分说明她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知道自己会面临惩罚。”抓捕小组负责人对记者解释说，尽管李某将自己的孩子交由他人看管时的场景让人有些心酸，但是相对于那些被拐卖儿童的父母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哪里而言，李某可谓是咎由自取。
警方当时掌握，已有身孕的李某在最近一年时间里，先后帮助或单独贩卖婴幼儿近10名，多数卖与周边村庄的村民。
23时30分，记者又跟随警方赶到了其中一户收买所拐卖婴儿的村民家中，对被拐卖儿童进行解救。
“这个孩子明显应该是云南或者广西那边的。”当被解救的男孩文文(化名)被女警从屋内抱出时，同行的一名记者这样感慨。
“孩子是一个月大的时候买来的，我们已经养了一年了。”在派出所，文文的“父亲”对记者说，妻子不能生育，以前听人说过可以买孩子，就花5万元从谭某处买回了文文。
“当时谭某说是别人家不要的，也没有怀疑。”文文的“父亲”说，自己不知道买孩子的行为是违法的，前段时间还在想办法给文文上户口。
大货小货区分性别
“2012年9月24日，河南李村，张，大货，4.5万元；10月16日，山东王村，赵，小货，2.8万元……”在拐卖儿童犯罪嫌疑人谭某账本的一页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此类信息和数据。
记者粗略数了一下，仅在2012年年初到2013年年中一年多时间里就有30余条。而最频繁的时候一个月往山东、河南、河北等地“送货”9次10个婴儿。
“大货代表男孩，小货代表女孩，有的时候也分别用真货、假货对婴儿性别加以指代。”曾在当地一家窑厂当过会计的谭某称，他所在的窑厂在未关闭前雇佣了大量来自云南省文山等地的外来务工人员。
“窑厂关闭后，留在这里的一部分文山人仍不时找我帮忙给孩子找人家，多是一个月大左右的婴儿。”谭某说，他的销售渠道主要是靠邻里乡亲们口口相传，谁家有需要就打电话给他，然后他再跟文山方面讲需求。
中牟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沙龙介绍说，等谭某这边积累了三四个需求后，文山那边就会派专门的“送货人”将婴儿送到中牟交给谭某。而这种长途运送，对于年幼的婴儿而言，是一个充满痛苦和折磨的过程。
“我们一般从云南坐车到广西南宁，然后换车到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文山的一名职业“送货人”王某说，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自行驾车从云南运送过来贩卖，这种情况是在一次运送多个婴儿时使用。
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对记者介绍说，在拐卖婴幼儿案件中，多数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打击，防止在运送过程中因婴儿不停哭闹被人发现报警，往往会在婴幼儿的食物、饮水中掺杂一些镇静剂或者喂服安眠药，对婴儿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不少婴儿将留下后遗症，甚至有婴儿因此死亡。
巨额利润铤而走险
“文山那边要求大货最低不少于2.6万元，小货不得低于1.4万元，至于在这边能卖多少钱就看自己的本事了。”谭某跟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大货出售在四五万元左右，而小货出售大概在两万多元。
而这些巨额利润也成为不法分子泯灭人性的主要诱因。沙龙说：“随着公安机关打击力度的加强，婴幼儿的价钱也在水涨船高，对于犯罪分子来说利润丰厚。通过已掌握的情况看，人贩子每贩卖一个孩子仅一个环节就能获利一两万元，这无疑是一笔大收入。”
在陈士渠看来，拐卖儿童犯罪活动屡打不绝，不仅是经济利益的驱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买方市场需求旺盛。“在坚持对人贩子严厉打击的同时，也要加大对买方的惩罚。要通过不间断的打拐行动，让群众意识到买孩子和卖孩子都是违法犯罪行为。”
在本次行动中，记者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警方传唤了4名医务人员。
“这几名医务人员均涉嫌为被拐儿童开具虚假出生医学证明。”沙龙告诉记者，按照有关规定，只有在医院出生的孩子才能开具出生证明，但是这几名医务人员因为金钱诱惑，违规为被收买儿童开具了出生证明，给公安机关查证、打击拐卖犯罪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警方将对其依法处理。
“全国公安机关将始终保持对拐卖犯罪的严打态势，彻底斩断拐卖犯罪的链条。”陈士渠说，但由于滋生此类犯罪的土壤尚未彻底铲除，买方市场需求旺盛，实现“天下无拐”的目标任重道远。
